第0608章 十六铺码头没有人回头 (第1/2页)
　　
　　民国九年的农历二月，一艘乌篷货船在苏州河上漂了整整四天，终于在傍晚时分靠了十六铺码头。
　　
　　阿贝蹲在船头的麻包上，怀里抱着一个粗蓝布包袱。包袱不大，里面装了三样东西：一块换洗的粗布褂子、一双刘氏纳的千层底布鞋、还有王举人写的那封引荐信。信纸用油纸裹了三层，压在包袱最底下，她隔一会儿就要伸手去摸一摸，摸到那层油纸硬硬的还在，心就安了。除此之外，她身上只有一个绣绷、两团丝线、几个铜板，和那半块从小挂在脖子上的玉佩。
　　
　　玉佩她从不摘下来。刘氏说捡到她的时候这东西就塞在襁褓里，是大户人家的东西，让她收好了，将来也许能凭这个找到亲生爹娘。阿贝那时候还不懂什么叫“亲生爹娘”——在她心里莫老憨和刘氏就是爹娘，太湖边上的茅草屋就是家。但这块玉她一直贴身戴着，绳子换了好几茬，玉却越戴越亮，贴着皮肤的那一面温润如脂，上头刻着一朵她叫不出名字的花。有时候晚上睡不着，她就攥着那块玉，凉凉的石头贴着掌心，像是攥着另一个自己的手。
　　
　　船工老孙头喊了一嗓子：“到了！十六铺，下船的赶紧！”
　　
　　阿贝从麻包上跳下来，腿有点麻，在船板上跺了两下才缓过来。她抬头望了一眼岸上——然后整个人愣住了。
　　
　　她没见过这么多人。
　　
　　十六铺码头是民国初年上海最繁忙的水陆码头，苏州河与黄浦江在这里交汇，来来往往的船只挤得像是下在锅里的饺子。岸上更是人山人海：扛麻包的苦力赤着上身，脊背上的汗水在夕光里泛着油亮的光；卖香烟的小贩举着木匣子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嘴里喊着“大前门、老刀牌、三炮台”；穿绸衫的商人站在台阶上跟船老大讲价，旁边蹲着一个戴瓜皮帽的账房先生，算盘珠子拨得噼里啪啦响；还有几个烫了卷发、穿着开叉旗袍的女人，撑着洋伞从马路边婀娜地走过，阿贝从来没见过女人露出那么大一片胳膊。
　　
　　空气里全是她没闻过的味道：煤烟味、汽油味、江水腥味，还有远处不知道哪家馆子里飘出来的生煎包子的焦香。那香味像一只无形的手，勾着她的鼻子一路往岸上拽。她这才想起来自己带的两个杂粮饼子在昨天就吃完了，肚子已经空了一整天。她咽了口口水，把包袱抱得更紧一些，踩着晃晃悠悠的跳板上了岸。
　　
　　她站在码头边上的台阶上，不知道往哪走。
　　
　　王举人的信上写了一个地址——南京路后面一条叫“石皮弄”的巷子，信上还说那家绣坊叫“锦霞庄”，老板姓沈，是他二十年前在京里认识的朋友。可“南京路”在哪？“石皮弄”又在哪？阿贝站在那儿，看着面前像蚂蚁窝一样涌动的人群，第一次觉得太湖太小了。
　　
　　“小姑娘，去哪儿？坐黄包车不？”一个车夫拉着车小跑过来，笑嘻嘻地打量她。车夫穿着一件打了补丁的对襟褂子，脖子上搭着一条分不清原来是什么颜色的毛巾，脸上全是殷勤的笑。阿贝还没开口，他又补了一句：“两毛钱，送到地方。”
　　
　　阿贝把包袱往怀里搂了搂。她身上总共只有七个铜板。
　　
　　“我走路。”她说。
　　
　　“哎呀，上海大得很，你走路走到天黑了都找不到地方。一毛五？一毛？”
　　
　　阿贝摇摇头，抱着包袱钻进人群里跑了。她在水乡的田埂上跑惯了，步子轻快得像只水鸟，一眨眼就把车夫甩在后面。车夫在后头喊了一声“哎哟，这小娘鱼”，摇着头又去拉别的客人了。
　　
　　她边跑边想：上海太大了。大到让她害怕，也大到让她兴奋。害怕是因为她一个人都不认识，兴奋是因为这里一个人都不认识她。在这里，没有人知道她是被捡来的野孩子，没有人会用那种“哎呀那个捡来的丫头”的语气在背后议论她。她可以重新做一个人——做她想做的那种人。
　　
　　阿贝沿着外滩的马路边走边问，一连问了七八个人，被支得团团转。有的说往南，有的说往北，还有一个穿长衫的老先生操着一口宁波话叽里咕噜说了一大串，她一个字都没听懂。后来她发现了一个窍门——穿西装的人会说官话，穿绸衫的人说的官话更标准。她挑了一个看起来面相和善的年轻职员问路，果然问对了。那人给她指了一条明路：沿着南京路一直走，走到先施公司，旁边那条巷子拐进去，第三条横巷就是石皮弄。
　　
　　南京路比她想象中还要宽，还要长。马路两边全是三四层的洋楼，灰白色的石头外墙，窗户上装着亮晶晶的玻璃，有些玻璃窗后面还有蜡人穿着旗袍和西装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地摆姿势。后来她才知道那是百货公司的橱窗模特。街上跑着有轨电车，铁轮碾过铁轨发出轰隆隆的巨响，车顶的电线上不时擦出一朵蓝色的火花。阿贝第一次看见电车，张着嘴看了好一会儿，差点被后面的人力车撞到，车夫骂了一句“乡下人没长眼睛”，她也顾不上回嘴，继续往前走。
　　
　　先施公司是南京路上最气派的大楼之一，门口挂着五颜六色的彩旗，橱窗里摆着洋娃娃和会唱歌的八音盒。阿贝站在橱窗前面看了足足一炷香的工夫，然后才拐进了旁边那条窄巷。
　　
　　巷子像另一个世界。南京路上的繁华喧嚣仿佛被一堵无形的墙挡住了，巷子里是青石板路，路面坑坑洼洼的，积水里漂着烂菜叶和不知道是什么的黑乎乎的东西。弄堂两边密密麻麻挂着晾衣竿，衣服被单在头顶迎风招展，像是万国旗。一个老妇人坐在门口择菜，斜着眼睛打量她；两个小孩光着脚追着一只皮球从她身边呼啸而过，差点撞翻路边一只煤球炉。
　　
　　阿贝一家一家地数着门牌号。她的心跳得很快。她在心里把要对沈老板说的话排练了几十遍——“沈老板好，我是王举人介绍来的，我叫阿贝。”不对，太生硬了。“沈老板您好，王举人让我来找您，他说您会收我。”也不对，像是在要饭。她想了又想，始终没有想出最合适的那句话来。她走到石皮弄最深处，找到了那扇门上挂着“锦霞庄”木牌的小院。院子里亮着灯。她站在门口，深呼吸了三次，然后举起手敲了门。
　　
　　门开了一条缝，露出半张老头的脸。那脸瘦长，颧骨高高的，下巴上留着一撮灰白的小胡子。他穿着一件半旧的青布长衫，袖口沾着几星墨渍，手里拿着一张报纸。阿贝还没开口，他就把门拉开了，眯着眼睛打量了她一眼，目光在她怀里的包袱和她脚上那双沾满泥点子的千层底布鞋上停了一下，然后说：“你是王举人介绍的？”
　　
　　阿贝愣住了：“您怎么知道？”
　　
　　“他给我拍了电报。”老头把门拉开，示意她进来，“进来吧，别站在门口。弄堂里风大，你这小身板经不住吹。”
　　
　　阿贝跟着他穿过一个小天井，进了正厅。正厅不算大，但收拾得干干净净。正中摆着一张红木条案，案上供着一个白瓷花瓶，花瓶里插着两枝半枯的腊梅。四面墙上挂满了绣品——有人物、有花鸟、有山水，最大的一幅是一扇屏风大小的《百鸟朝凤》，金线银线在灯下流光溢彩，凤凰的尾羽用了十几种深浅不同的红线，层层叠叠，像是要从绸面上飞出来。阿贝看得忘了走路，站在那儿仰着头，嘴巴微微张开。她在王举人家看过古画，在镇上绣坊看过苏绣的精品，但这幅《百鸟朝凤》的针法她从来没见过——那不是平针，不是乱针，也不是她学过的任何一种苏绣针法。
　　
　　“这是粤绣。”沈老板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她身后，“垫高绣，绣之前先在绸面上垫棉花，再在上面走线，绣出来才有这种浮雕一样的立体感。苏绣讲究平薄如纸，粤绣讲究堆金积玉，各有各的妙处。你是学苏绣出身？”
　　
　　阿贝点点头，还在盯着那凤凰的尾羽看。
　　
　　“会什么针法？”
　　
　　“平针、滚针、散套、虚实针、打子……”她一口气报了十来种，然后把目光从凤凰身上收回来，看着沈老板，“您这里的针法我没见过。我想学。”
　　
　　沈老板在太师椅上坐下来，摘下老花镜擦了擦，重新戴上，然后做了个手势让她把包袱打开：“王举人在信里把你夸上天了——他说你的手不是手，是梭子。来，让我看看。”
　　
　　阿贝解开包袱，把她的绣绷拿出来。绣绷上绷着一块还没绣完的帕子，是她临摹王举人那幅山水的一角——太湖边上的芦苇荡。她用的是自己染的丝线，颜色比市面上卖的线少了几分艳丽，多了几分含蓄温润。芦苇穗子用了一种极细的打子针，打出来的颗粒大小均匀，远看像真的芦苇穗子在风里摇。水面用了虚实针，有光的地方线密，没光的地方线疏，在灯光下竟然有波光粼粼的效果。
　　
　　沈老板拿着那块帕子看了很久。久到阿贝开始紧张，手指不自觉地绞着包袱的边角。她不知道王举人在电报里到底说了什么，也不知道沈老板会不会收她。在上海她一个人都不认识，如果沈老板不收她，她今晚就不知道睡在哪里。
　　
　　“你今年多大？”沈老板终于开口了，声音比刚才轻了一些。
　　
　　“十七。”
　　
　　“学绣几年？”
　　
　　“从小跟着阿妈学的，正经绣东西是从十二岁开始。”
　　
　　“颜料是哪里买的？”
　　
　　“自己染的。用湖边的草籽和树皮。那个黄的——是秋天收的野菊花，晒干了煮水，把白线泡一晚上就染上了。”阿贝说着，又补了一句，“不是故意要省钱的，是我觉得草籽染出来的颜色更……更……”
　　
　　“更什么？”
　　
　　“更软。”她说，“买的线颜色太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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